徐志摩之父徐申如行事交游考辨
王从仁 邵华强
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、旅美学者）
【内容提要】
徐志摩之父徐申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活跃人物，但他的生平行事戏说、误传多，学术考察少。本文广泛收集各方面文献资料，对徐申如在清末民初积极支持浙江新军起义光复杭州的情况，作了严密的考证，以廓清误传。对他的交游状况，作了详细考察，他认谭钟麟、谭延闿父子之师徐元勋为本家，往来密切；他与状元、实业家张謇，立宪派主脑人物郑孝胥等清末顶尖角色，关系友善；他结识浙江实业界、金融界、文化界、政界的诸多精英。他与衣冠缙绅、立宪人士，进而与革命党人结交，纵横捭阖，游刃有余，关系处理十分稳妥巧妙，使自身完成了从传统商人到社会达人，身份与地位的华丽转型，也为徐志摩日后成长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。
【关键词】
徐申如 硖石商会 光复杭州 徐元勋 张謇 参股大生 郑孝胥
关于徐志摩之父徐申如（1872—1944）的研究，滥觞者为李庆西，他在《读书》1995年第10期发表了《从徐志摩与郑孝胥说到徐申如》，从《郑孝胥日记》里查找不少资料，得出了“徐申如试图在新旧力量消长之间寻找最佳契合点”的结论，具有发韧之功。他甚至认为：“作为近代民族实业家的徐申如，其社会理想值得研究。也许，这一课题比研究徐志摩更有价值。”
当然，李庆西文章只是揭开徐申如研究之一角，其实，徐申如与郑孝胥的关系尚可发掘，他与张謇的具体联系从未有人论及，他的生平行事戏说、误传多，而学术考察少。本文将于李文而外，更广泛地收集各方面的文献资料，对徐申如在清末民初的行为做派，尤其是他的交游状况，作全面严密的考证，以廓清误传，更深入地了解这位近代民族实业家，也可以窥见徐志摩的家教传承，更准确地把握徐志摩早期思想脉搏。
一、徐申如生平事迹考辨
陈从周《《徐志摩年谱》（以下简称《陈谱》）说徐申如：“谱名义烒，讳光溥，小字曾荫，候选中书科中书①。”徐申如连秀才都不是，何以授官，所谓候选中书科中书只能是捐来的虚衔。清朝的捐纳之风是空前的，康熙十三年首次开捐文官，到康熙十六年，就捐了知县500多人。晚晴的捐纳更滥，同治年间，花40两银子可买个六品功名，花10两银子可换个九品衔。中书科中书是从七品的小官，按此推论，大概二十两银子可以搞定了。而且原本捐纳事例向由户部、吏部共同掌管，手续特别复杂，到了晚清，户部事先颁发大量的空白“部照”发放到各省、军营粮台备用，以便填发。于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“皆可顷刻而待②。”
徐申如的生平事迹，各网站、通俗读物之类有大量介绍，大多雷同，甚至无中生有、胡言乱语，各种说法均未注明文献依据，不标举材料出处，真伪莫辨。《浙江在线新闻网站》2005年11月30日载《浙江通志》编辑的“徐申如”条目相对而言，较为谨慎：
徐申如(1872—1944)，名光溥，字曾荫，海宁硖石人。诗人徐志摩之父。交游甚广，与南通张謇尤为友善，深受其“实业救国”思想的影响。徐氏世代经商，早年继承祖业，独资经营徐裕丰酱园。清光绪二十三年(1897)，合股创办硖石第一家钱庄——裕通钱庄，后又开设人和绸布号。光绪三十三年至1935年间，先后任硖石商会总理、会长、主席近30年。曾因兴办实业，蜚声浙江。20世纪初，江、浙人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，力争自筑沪杭铁路。申如积极参与其事，任浙路公司董事，协助汤寿潜奔走规划，筹集资金。又与海宁地方人士徐骝良、许行彬、吴小鲁等协力促成沪杭铁路行经硖石，横贯海宁。铁路通车后，1913年与沈佐宸、沈叔英等集资创办硖石电灯公司，为浙江省最早兴建的火力发电厂之一，后屡加扩充，以供应当地工业能源及照明需要。1917年创办捷利电话公司。1924年与李伯禄等合资兴建硖石双山丝厂(今中丝三厂)。热心地方公益，与吴小鲁办硖石商团，与吴欣木等兴办消防事业，1919年与兄徐蓉初创办贫民习艺所。1911年徐申如曾递补为浙江省咨议局议员，又当选为硖石镇董事会总董。1927年初，北伐军入浙，一度避居上海。1934年，海宁大旱，任县旱灾赈济委员会首席常务委员兼上海分会主任，积极奔走募款赈灾。抗战期间隐居上海，直至病逝。
郦千明《徐志摩的富商父亲》③与此条略有差异，主要是：一、裕通钱庄，郦千明说是徐申如与他人合资创办，资本4万银两。二、创办硖石电灯公司，郦千明说是联合沈叔英、沈佐宸等人集资银圆20720元。但这些合资、集资款项数字，郦氏均未说明材料来源。三、与李伯禄等合资兴建硖石双山丝厂说是1926年，其实《浙江通志》说的是开办日期，郦千明说的是开工时间，两者并不矛盾。总之两说大同小异，其他林林总总的流播情况也差不多，大致可信。
需要辩证的是“1911年徐申如曾递补为浙江省咨议局议员”问题，郦千明之说亦同，以笔者所见，此说甚为流行，但疑点颇大。咨议局是清末立宪运动中，1909年9月各省成立的省级民意机构，随着辛亥革命的暴发寿终正寝，前后不过活动了二年多，说徐申如1911年被递补为浙江省咨议局议员，应有文献依据。
关于浙江谘议局议员情况的文献主要有：A、宣统元年的《浙江谘议局第一次常年会议事录》，包括《浙江谘议局成立大会及选举》、《常驻议员表》、《候补常驻议员表》、《各部部长表》、《主查员及理事表》《资政院议员表》等。B、宣统二年的《浙江谘议局第二届常年会议事录》，包括《议事目录》、《议员逐日到会人数表》《浙江巡抚及巡抚代理委员姓名表》，以及《浙江谘议局议员表》④。
《浙江谘议局议员表》犹可关注，因为其记载一致延续到宣统三年（1911），即浙江谘议局终结之时。如：
| 姓名 | 籍贯 | 备考 |
| 张美翊 | 宁波鄞县 | 宣统三年三月辞常驻议员职 |
| 范耀雯 | 杭州仁和 | 补张美翊遗缺 |
| 王家襄 | 绍兴会稽 | 宣统三年七月辞常驻议员职 |
| 黄赞羲 | 绍兴新昌 | 补王家襄遗缺 |
可是，我们遍查上述各种名单，连同正式与补缺名录，始终没有发现徐光溥（申如）的名字。因此，所谓徐申如1911年（宣统三年）“递补为浙江省咨议局议员”之说，不足凭信。
又据《海宁日报》2011年11月5日《拿起武器的海宁商人硖石商团》报道：
为保护商家及地方安宁，吴清、徐申如等人于1910年7月仿照上海南市商团的成规，筹划建立了海宁绅商的武装队伍——硖石商团。各店铺130多名青壮年员工踊跃报名参加，推举吴清、徐申如担任团长，聘请新军退役军官程摇九、陈伯平担任军事教练，对商团队员实施强化训练。硖石商团建立当年，向省里领取旧法国造十三响法德利步枪60支、子弹两万发，第二年，再领老毛瑟步枪20支，海宁知州李瑞年捐赠私有德国造七九口径套筒快枪10支，附带子弹数千发。
1911年，武昌起义爆发后，各省新军、会党皆纷纷起义。11月4日，上海宣布独立，亟待浙江响应。清政府为防止浙江新军起义，每名士兵平时只配发 5颗子弹，以此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显然不可能。
与硖石商团早有来往的浙江革命行动主要组织者褚辅成（嘉兴人）获悉硖石商团和新军使用的步枪是同一型号，且弹药充足，遂急请海宁袁花人查人伟火速前往硖石与吴清商量，为浙江新军提供弹药支持。支援新军起义光复杭州，吴清自感义不容辞，当即答应，当日将两千多发子弹藏于一只竹筐内，覆以杂物以掩人耳目，亲自和队员扛到硖石火车站，佯作普通行李顺利运出。随后，查人伟复返袁花，又设法从袁花商团借取子弹四千发，从硖石转运到杭州。
不知道《海宁日报》此报道有何凭据，资料来自何方。据笔者查考，主持攻打杭州都督府的二标司令官顾乃斌在民国元年撰写的《浙江革命记》第五章《武汉起义后之响应》与第六章《光复杭城之实施》载：
朱瑞虑子弹不敷应用，商由顾乃斌筹议办法。……俞炜⑤虑子弹不足，商同王涛⑥，赴硖石运动商团长徐光溥。徐因商团中子弹甚少，无以报命。遂向袁花商团李仲坚商借，允借子弹四千颗，由硖石运至南星桥，交八十二标三营顾乃斌接收。
（阴历九月）十四日，俞炜派钱寿彭至硖石、长安等处，采办饼干茶食二、三百斤，为晚间干粮。⑦
顾乃斌系直隶大兴（今北京大兴）人，浙江武备学堂毕业生⑧，是起义主要领导、当事人，起义后又任四十九旅旅长，他的回忆应该是最直接的证据。但他的文章中丝毫没提到吴清（小鲁）、查人伟（仲坚），徐申如以外，只提到袁花商团李仲坚；另外，文中指出硖石商团子弹甚少，是徐申如出门向袁花商团筹借的，而《海宁日报》却说吴清当日提供两千多发子弹等。于是，联络人由俞炜、王涛，变成了褚辅成、查人伟，执行人由徐申如变为吴清，而接收人阙如，子弹增加2千发，还增加了一些枪支与运输情况的细节等。更值得怀疑的是，报道详细描绘了硖石商团建立当年的枪支弹药情况，计枪有90支，子弹有二万数千发（从习惯上说，数千一般在三千以上了），时隔一年另二个月，二万多发子弹怎么会不翼而飞，训练用得了那么多？
顺便说一下，吴清确有其人，也是预备立宪公会会员，《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表》有“吴清”的名字，记录如下：姓名，吴清；字，啸庐；籍贯，浙江海宁；职业，硖石镇自治会；通信处，硖石镇⑨。《海宁日报》报道开始有“相关人物简介”，说“吴清：字小鲁，海宁硖石人。清末民初诗人。光绪二十五年中秀才，曾任教于硖石米业学堂。”今按：吴啸庐之名又见于徐志摩的《府中日记》正月廿一日（阳历二月二十九日）“吴啸庐及张仕章君先在”⑩，记录的也是“啸庐”。小鲁与啸庐虽同音，但一俗一雅，判若云泥，连字号都没搞准确，可信度更降低了。“相关人物简介”中还有“徐骝良：又名徐策。海宁硖石人。同盟会会员。著名铁路工程专家”。徐骝良是当时浙铁的设计者，他的大名叫徐励身，是徐申如的族侄，徐策仅仅是他的化名，或者笔名而已，用徐策代替徐励身不准确，态度也是十分不严谨的。
两个材料何者可靠，笔者肯定认可顾乃斌的回忆。顾颉刚先生有“古史层累说”，指出往往时代愈后，人物愈放大，史料愈详尽，恐怕不仅古史，近代、现代史也不免有“层累”效应。
顾乃斌回忆中还提及，在杭州总攻当天，起义军还派人特地到硖石采办干粮，进一步说明他们对徐申如的信任。
至于“1919年与兄徐蓉初创办贫民习艺所；1934年，任县旱灾赈济委员会首席常务委员兼上海分会主任，积极奔走募款赈灾；以及任浙路公司董事，协助汤寿潜奔走规划，筹集资金。又与海宁地方人士徐骝良、许行彬、吴小鲁等协力促成沪杭铁路行经硖石，横贯海宁”的说法，亦应作必要的考辨。
徐申如与其兄创办贫民习艺所，确有其事，可参见下文；1934年救灾和沪杭线改道事，郦千明等也有类似说法，传之凿凿，当属实。但徐申如当时任浙路公司董事，甚至有人说徐申如说服海宁士绅筹集资金三百万银圆，以及许行彬、吴小鲁等协力促成运用，目前都未查到可靠的文献记载，只能聊备一说。
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徐申如在商界的发展轨迹，原本他只是个子承父业的商人，后来将经营范围扩大到票号、人和绸布号、森大公木行，但仍不出传统经商范畴。1910年他与人筹集合资创办硖石电灯公司，是个值得注意的信号。据《浙江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期工人运动》记载⑾，1901年——1910年浙江所办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工厂仅有17座，硖石电灯公司集资银圆20720元，在近代工业发展中的地位可想而知。以后，他便一脚踏入近代工业、金融业，在工商界长袖善舞，活跃了半个世纪。
二、徐申如交游考
徐申如不仅是成功经营的商人、热心公益的善人，还是一个交游广泛的达人，其交游情况考证如下：
1、认徐元勋为本家，往来频繁
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，海宁漳溪敬承堂徐氏的徐元勋，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任湖南乡试副考官，湖南茶陵州考生谭钟麟名列二甲十名，选庶吉士，散馆任编修。从此，师徒同朝为翰林。其实徐元勋比谭钟麟还小一岁，但谭钟麟仍以恩师敬称。
光绪六年（1880），徐元勋以年老体弱为由，辞官返乡。光绪七年（1881）八月谭钟麟调甘陕总督，将不到2岁的幼子谭延闿寄养在徐家，请徐元勋为其启蒙。为避免辈分尴尬，徐元勋让夫人许氏将谭延闿收为义子，按海宁方言，谭延闿称许氏为“干娘”。在徐元勋悉心教导下，谭延闿学业大进，1904年甲辰科中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成就了父子同师门，师门三翰林的佳话。谭、徐两家，两代人世交，情谊深厚。以后，谭延闿在民国政府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、国民政府主席、行政院长等职。
徐志摩父亲徐申如在海宁经商时，前往漳溪拜见徐元勋，并认了本家。徐元勋的行辈为八十八世，徐申如便为八十九世。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，海宁硖石的徐申如家族与海宁漳溪敬承堂徐氏家族一度往来频繁⑿。
徐申如成功地对徐元勋自认子侄，说明了他的“公关”能力；如此地煞费苦心地认亲，也透露出徐申如意在徐元勋背后的谭氏父子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其敏锐的嗅觉、迂回的战术、远大的目光、出众的情商，是可以感知的。
2、与张謇友善，参股大生
《陈谱》说徐申如“与南通张季直（謇）友善，兴办实业建设”，但未说明实际内容。今按张謇《柳西草堂日记》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载：
七月二十日：樊时勋、周湘舲、蒋孟蘋、张右企、徐申如、张澹如、郑苏堪诸君到。二十三日：九时开会，股东到者四十九人，来宾十余人，五时停会。二十四日：九时开会，五时闭会。二十五日：宴众宾于商品陈列馆。二十六日：余谐樊、蒋、张、徐、刘、江、陈七君至吕（即“吕四”，今江苏启东市吕四港镇），住盐业公所，已八时矣。（后张謇始亲自终陪同徐申如等与会人士，参观考察，直至三十日至分厂）八月一日：分厂开会，九时至十二时会竟。午后众宾去川洪港。会事至此而毕。⒀
七月二十日陪同徐申如一起到南通的几位，身份非同小可，查考如下：
樊时勋，即樊棻（1844－1916）谱名君芳，字时勋，晚号勤稼老人。1890年被叶澄衷聘为叶氏新开设的义昌成五金号经理，后被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委为驻沪采办，又受李鸿章之命委办海军物料及漠河金矿，还被张之洞委为湖北铁路局转运。张謇《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之报告》指出：光绪21年（1895）乙未，“会粤人潘鹤琴、闽人郭茂之，连同通州刘一山、海门陈楚涛、宁波樊时勋，设纱厂于通州”⒁。樊时勋是创办通州纱丝厂（即后来的大生纱厂）的“六董”之一，1907年第一次股东会时，拥有2780股。1908年，他担任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，以后还担任总行经理。
周湘舲，即周庆云（1864—1933），字景星，号湘舲，又自署梦坡，湖州南浔人。清光绪七年(1881)秀才，后以附贡授永康教谕，例授直隶知州，均未就任。周庆云为南浔巨富，年轻时经营蚕丝业，后转盐业，曾任苏、浙、沪属盐公堂总经理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他积极支持并投资由汤寿潜、刘锦藻发起创办浙江铁路公司，1907年他赞助并投资由浙江铁路公司在杭州创设浙江兴业银行，并长期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。他和蒋孟蘋、张广恩都是大清银行（中国银行的前身）大股东⒂。他拥有大生纱厂股票1550股。
蒋孟蘋（1876—1954），字汝藻，号乐庵，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人。蒋系前清举人，南浔蒋氏与刘氏联姻，蒋汝藻之母，即刘承幹的姑母，两家都以经营丝绸致富。在上海，他经营房地产、航运业等等。在南通，他是大生纱厂的大股东之一。一度和鲁迅关系比较密切，《鲁迅日记》至少有四处记载他们的往来，如一九一四年四月一日：“上午往长巷二条来远公司访蒋抑卮，见蒋孟平、蔡国青，往福全馆午饭后同游历史博物馆，回至来远公司小坐归寓”⒃。
张右企即张广恩（1880—？），张广恩字右企，浙江秀水人。生平事迹不详，可靠的记载见《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表》：姓名：张广恩，字：右企，籍贯：浙江秀水，年岁：28，职业：浙路公司，通信处：嘉兴商会，又端平桥张圣源酒行。这份表格“以入会先后为序”，张广恩之前是徐光溥（申如），之后是蒋汝藻（孟蘋）、周庆云（湘舲），四人紧紧相连。另，樊棻排名居前，张鉴稍后，六人同为预备立宪公会会员，可见此六人情谊、志向颇相投合。此外，《预备立宪公会职员表》“会董”一栏中有“张广恩”的名字。张广恩是18个“会董”之一⒄，而徐申如只是普通会员，张广恩社会地位应高于徐申如。张广恩也是大生纱厂股东，并在股东会议上发言支持张謇。
张澹如，名鉴，浙江吴兴南浔镇人，生年记载见《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表》：姓名：张鉴，字：澹如，籍贯：浙江乌程（按：此当为祖籍），年岁：26，职业：分部郎中，通信处：张（应为“南”）浔镇东栅张恒和号。祖上以经营丝、盐起家，为南浔刘、张、庞、顾四大巨富之一。张澹如是围棋高手，与段祺瑞一起号为民国时期棋界护法，他的二哥张静江，早年曾以巨款资助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，辛亥革命胜利后，一度出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，后改任浙江省政府主席。张澹如又是著名的银行家，担任通易银行、华安银行、华业银行、上海绸业银行董事及嘉华银行上海分行参事⒅，兼任通汇信托公司常务董事，上海、东南两信托公司董事⒆。
苏堪即郑孝胥，郑孝胥（1860－1938），字苏堪，中国近代的政治人物，著名诗人、书法家，福建省闽候人。清光绪八年（1882）举人，后在张之洞手下任洋务局提调，两广总督琴春煊又调他任洋务处督办、营务处总办。1905年赴沪定居，1906年被推选为预备立宪公会会长。1907年6月“补授广东按察使”，郑氏以“疾作，实难即行”为由未赴任⒇，后被任命为湖南布政使，未到任而清室灭亡。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，1932年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。
他们参加的是大生第纱厂第一次股东会，张謇对七人的排名很可能按股份数，七人中樊时勋有278权（10股1权），周湘舲有155权，为股东中股权最多者，被大会公推为“查账员”（21）。徐申如声名大不如张澹如、郑孝胥，却排列在张氏、郑氏之前，也许与他股份多于张、郑二人有关。张澹如在大生纱厂持股情况不详。郑孝胥持股数量见《郑孝胥日记》第一册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六月初三载：托兑通州大生纱厂股银规元一千两，合漕平二七银九百三十二两五钱（22）。徐申如持股量不知，但以情理推测，应多于1000银元，即10股。
此次会议除了常规事务的讨论外，尚另有隐情。张謇的《啬翁自订年谱》“三十三年丁未，五十五岁”下曰“七月，大生第一厂第一次股东会，武进恽祖祁曾自辛丑迄丙午助集厂股十万余，开车后获利，余分得红利三成之半报之，六年凡三万八千二百余元，二厂始兴，恽为分任集股四人之一，至是欲专任二厂，而股东不可，常州股东持之尤烈。乃秘股东异议之书，而潜为调停。恽疑余不为力，则举厂细故结厂细人为伪言，嗾所稔股东开会。公司有股东会，例也，微恽訐亦当开，比会中，一切披露，人始寤焉。英人强借资本于江浙铁路公司，与汤寿潜合争于外部，拒之。”（23）张謇对徐申如等股东的礼遇，恐怕和争取支持，以反击恽祖祁有关。
股东会议选郑孝胥为新成立的大生有限公司董事。《大生第纱厂第一次股东常会议事录》载：依照《公司律》，股东公推郑苏堪、刘厚生为官股代表，张詧、蒋孟苹（蘋）、恽瑾叔为商股代表，五董组成董事局。至于董事的薪酬，“众股东决议:每人每月开支薪水五十元，查帐员同”（24）。《郑孝胥日记》第一册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七月廿三日（8月31日）也记载了此事：“开股东会，余被选为大生有限公司董事（25）”。徐申如虽然没有得到提升，但这些董事、查账员几乎都是他的好朋友，亦可见徐申如在公司的地位与影响。
十多天的相处，使徐申如和张謇的关系十分密切，以致张謇后来称徐申如为“吾友”。《 柳西草堂日记》民国八年（1919）二月三十日有《海盐徐君申如兄弟之母八十生朝，以戚友所进为寿者设游民工场，善事也，为赋一首》“老寿聪强世所誉，学仙度世道之余。惟坤慈俭能兼啬，似母贞明抱益虚。训嗣秉心天在在，芘寒到眼屋渠渠。已知养志非潘岳，吾友贤哉大小徐（26）。”诗歌赞美徐申如兄弟将母亲八十大寿的礼金，用于组建游民工场，成为培训贫民的善款。此事即前文所云，“1919年与兄徐蓉初创办贫民习艺所”，确有其事。
徐申如是弟弟，张謇却写申如兄弟云云，也就是说，他只知道徐申如，并不知徐蓉初。另外，《陈谱》曰：“阴历三月十八日，祖母何太夫人八十寿。案《征诗文启》由张季直（謇）、梁任公（启超）、钱新之（永铭）等同启（27）。”一方面申如母亲大寿是阴历三月十八日，而张謇在二月三十日已预先撰写贺诗；另一方面，张謇还与梁启超、钱永铭（时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）一起发起《征诗文启》，足见张謇对徐申如的重视。
梁启超在《欧游心影录节录》中说：
我们是民国七年（1918）（农历）十二月二十三日由北京动身，天津宿一宵，……二十六早到南京，在督署中，饭后即往上海，张季直由南通来会。念七午国际税法平等会开会相饯，季直主席，我把我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演说一回，是晚我们和张东荪、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，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，相约以后决然舍弃，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，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。念八晨上船，搭的是日本邮船会所的横滨丸（28）。
梁启超自北京赴欧洲，行色匆匆，到上海逗留一天，几乎都和张謇在一起，并作彻夜长谈，第二天一早出发，以后在欧洲开会考察了一年多。他和张謇联名发起《征诗文启》，定需征得本人同意，那么，最好的时机，应该就在梁启超此次上海之行。彻夜长谈的五个人，谈得如此投合，其中两个主角和徐申如有密切关系：梁启超是徐志摩老师，张謇是徐申如合作者，此次与梁启超同赴欧洲的有张君劢，是徐志摩的大舅子；另一个随同前往的蒋百里，是徐志摩姑丈的兄弟，这件小事完全可以拍板了。且张謇对此事特别重视，不久即写长诗以纪之，也就顺理成章了，徐申如的斡旋运作能力可见一斑。
3、与郑孝胥联手，过从甚密
徐申如与郑孝胥的关系，至少可追溯到一九O七年七月。如上所言，张謇《柳西草堂日记》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载“七月二十日：樊时勋、周湘舲、蒋孟蘋、张右企、徐申如、张澹如、郑苏堪诸君到”，郑孝胥和徐申如一起到张謇处，两人理当认识。但这次见面《郑孝胥日记》里却无载。
《郑孝胥日记》最早提到徐申如的是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（1907年12月）初八日（12月12日）日记写道：“午刻，汤蛰先邀饮九华楼，座间晤缪小山、徐申如（29）。”此事李庆西文章已论及，本文只是对汤蛰先和缪小山的情况略作增补。蛰先是汤寿潜的字，汤寿潜当时与郑孝胥、张謇等组织预备立宪公会，担任副会长（30）；辛亥革命爆发后，曾任浙江都督。关于汤蛰先，有件事不可不提，他是徐志摩与张幼仪结绮的证婚人，《陈谱》云徐志摩与张幼仪“结婚于硖石商会，行新式婚礼，请萧山汤蛰先（寿潜）征婚”(31)。另一位缪小山(亦作筱珊)，即曾为张之洞幕友的缪荃孙，乃海内知名的藏书家、目录学家，署名张之洞的著名工具书，当时书生几乎人手一册的《书目答问》，即出自缪荃孙之手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两天以后，初十日（12月14日）《郑孝胥日记》载：“午后，诣日辉（晖）港，与蒋抑之、沈新三、徐申如、刘厚生、熊棠村共观呢厂工程。至立宪公会，董事到者太少，遂以会员代理董事，议决入会各员。夜，与樊时勋共宴蒋、沈、徐、刘、熊、胡诸子，于花如兰家，呼缥缈楼（妓女名，“原名苏云兰者也（32）”）、张素珍（说大书）、金小菊（33）。”
关于沈新三（1881—1929），叶景葵《追思沈新三先生》曰：
先生讳铭清，字新三，平湖人。幼随宦山西，丁忧后回里，闭户读书，不求闻达。浙路公司举为董事，又任本行发起人。宣统二年，聘为杭州总行经理。辛亥之变，保全行誉，支持危局，颇著辛劳。民国四年，举为办事董事，清介公正，视行事如己事。兼任杭州大有利电灯公司总经理，兴利除弊，任事一年，转亏为盈，洁身而去，不受酬报。嗣以贫病交作，调治无效，于民国十八年病殁。先生手不释卷，尤精书法，本行招牌，及兑换券之题字，皆其手笔。现在沿用之“浙江兴业银行”六字，乃从兑换券钩摹而来，藉以纪念先生在行之功德。（34）另，沈铭清也是预备立宪公会会员，可参见《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表》。
蒋抑之，是蒋抑卮的误写。蒋抑卮（1874—1940），浙江杭州人，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人之一，1914年该行在叶景葵、蒋抑卮主持下力行改革并迁总行于沪上，之后该行在叶、蒋及盛竹书的合力经营下业务迅速发展，其存款额曾连续多年在商办银行中居第一位（35），又是浙江实业银行总监察人（36），兼任通易信托公司监察兼保险部董事（37）。蒋抑卮曾从章太炎学文字音韵。与鲁迅是多年好友，曾出资代鲁迅刊行《域外小说集》。
刘厚生名刘垣（1873—？），以字行，江苏武进人，张謇挚友何嗣焜女婿。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七月张謇结识刘厚生（38），三十五年（1909）刘垣应张謇约请，任大生第二纺织公司之经理人（刘厚生《张謇传记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）。1913年张謇出任熊希龄内阁工商兼农林总长时，推荐刘厚生为次长（39）。
可以得见，一是徐申如在立宪公会地位有所提高。几人中，郑孝胥是会长，刘垣是董事，樊时勋、沈铭清、徐申如是会员，其余都不是会员（40），结果会员都成为代理董事，徐申如也不例外，至于开会商讨吸收的新会员，估计在座非会员大多有涉。二是会议之后，郑孝胥和樊时勋宴请各位，招妓吃花酒，足见徐申如和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；当然，郑孝胥喜欢听戏，特招来说大书的，大伙儿也捧场，其乐融融也。
综上所述，徐申如交游相当广泛。从行业跨界说，他结识了浙江实业界、金融界、文化界、政界的诸多精英，以及江苏张謇、寓居上海的郑孝胥这些国内顶尖人物，关系友善，往来密切。从时间跨度说，徐申如先是巧妙结交官府，接着和立宪派人士紧密交往，最后冒险替革命党递送子弹；从掌权派到改良派再到革命派，徐申如几乎步步领先，每一步都踏得稳准妙，完成了从传统商人到社会达人，身份与地位的华丽转型。
关于徐申如的形象，梁实秋和胡适都有描写。梁实秋在《谈徐志摩》里曾说他是一位“胖胖的老者，头上没有几根发，花白色的，下巴也是很大浑身肌肉有些松懈，尤其是腹部有些下垂，是典型的一位旧式的商业中人。好像他是茹素的。据说他在上海开设票庄银号，在营业上颇为成功。”（41）
胡适在1923年10月25日的《日记》中也描绘了徐申如的形象，发表了他的感受与结论，他说“回到旅馆，见志摩留字，知他的父亲徐申如先生来了，在西园等我吃饭。我就雇车到西园。申如先生为硖石最有势力之人，有‘硖石皇帝’之称，其人魁梧强健，体格过人，气度也还可亲。”（42）
【注释】
1、陈子善：《徐志摩：年谱与评述》，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11页。
2、王戎笙：《清代简史》，沈阳：辽宁人民出版社，1997年
3、（期刊，1949之后）郦千明：《徐志摩的富商父亲》，《文史天地》，2011年第3期
4、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：《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》，《浙江谘议局议员表》，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0-197页。
5、朱瑞：起义的主要领导，起义军一标司令官。俞炜：一标参谋官，浙江嵊县人，后任浙江稽勋局局长，详见《浙江武备学堂同学录》，转引自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：《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》，第106页
6、硖石火车站站长，与其他各铁路站长一起，分配“担任交通并妥护危险各品”，见顾乃斌《浙江革命记》第五章，转引自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：《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》，第503页
7、民国元年《陆镇书斋印本》，转引自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：《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》，第503、505页
8、《浙江武备学堂同学录》，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：《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》，第103页
9、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：《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》，第220页
10虞坤林：《徐志摩未刊日记》，北京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，第4页
11、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：《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》，第2页
12、陆明达：《海宁徐氏》，《海宁档案》网站，2013年7月20日
13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：《张謇全集》，上海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，第八册
14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：《张謇全集》，第四册
15、中国银行行史编委会：《中国银行行史》，北京：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
16、详见熊融：《关于南浔藏书家蒋孟蘋先生——一九八一年版<鲁迅全集>补注》，（期刊，1949之后）《图书馆杂志》1985年第2期。熊融此文注：据解放后户藉记载，蒋孟茹生年原填1876年，后改1877年，现照原填生年著录。
17、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：《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》，第217页和223页。张广恩生年据此推定，卒年不详。
18上海市商会商务科:《上海市商会商业统计·金融业》,台湾文海影印版
19、《保险年鉴》，下编，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1935年3版；上海市商会商务科:《上海市商会商业统计·金融业》有关资料汇总，参见（期刊，1949之后）陶水木：《浙江金融财团的形成及地位》，《中国经济史研究》2001年第1期
20、中国历史博物馆编、劳祖德整理：《郑孝胥日记》第二册，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廿八日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93年
21、《七月二十三日【1907年8月31日】大生第纱厂第一次股东常会议事录》，《大生纺织公司年鉴【1895—1947】》，南京：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
22、中国历史博物馆编、劳祖德整理：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一册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六月初三
23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：《张謇全集》，2012年，第八册
24、《七月二十三日【1907年8月31日】大生第纱厂第一次股东常会议事录》，《大生纺织公司年鉴【1895—1947】》
25、中国历史博物馆编、劳祖德整理：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一册，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七月廿三日（8月31日）
26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：《张謇全集》，第八册，《柳西草堂日记》民国八年（1919）二月三十日
27、陈子善：《徐志摩：年谱与评述》，第25页
28、梁启超：《欧行途中》，《梁任公近著》第一辑第74—78页；转引自丁文江、赵丰田：《梁启超先生年谱长编》民国七年（1918）部分，北京：中华书局2010年，第456页。
29、中国历史博物馆编、劳祖德整理：《郑孝胥日记》，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（1907年12月）初八日（12月12日）
30、见《预备立宪公会职员表》载“会长郑孝胥，副会长张謇、汤寿潜”，转引自《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》，第223页
31、陈子善：《徐志摩：年谱与评述》，第19页
32、中国历史博物馆编、劳祖德整理：《郑孝胥日记》，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三日（7月22日）条
33、中国历史博物馆编、劳祖德整理：《郑孝胥日记》，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三日（7月22日）条
34、顾廷龙：《叶景葵杂著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
35、《浙江文史资料选辑》第46辑《浙江近代金融业和金融家》，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
36、上海市商会商务科《上海市商会商业统计·金融业》【1932—1934】，台湾文海影印版
37、《保险年鉴》下编，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1935年3版
38、张謇：《啬翁自订年谱》，《张謇全集》第八册
39、刘厚生：《张謇传记》，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
40、张謇：《为时局致袁总统函》，《张謇全集》第二册
41、详见《预备立宪公会职员表》、《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表》，转引自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：《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》，第210-223页
42、梁实秋：《梁实秋文集》，厦门：鹭江出版社2002年
43、《胡适日记全编》4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，第82页
【作者简介】
王从仁（1949-），男，浙江人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，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民俗学研究，已退休。
邵华强（1956－2025年11月13日），男，旅美学者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9月版《徐志摩选集》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“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（现代卷）”《徐志摩研究资料》编者。
